【DT挖掘機團隊出品】 CCP病毒系列08：四层人才结构

DT挖掘机说明：

在前面一文中，我们已经通过一篇2018年初发表的文章《江夏演新文，乘鹤奏悠曲—记中科院武汉病毒所P4实验室建设和研究团队》的解读解构了P4实验室的产生的详细过程，也明确了这个实验室的建立和2003年的SARS没有必然的关系，而是在执行一个绝密、宏大的布局；依据相关专家的解读初步揭示了中共体系下军队使用科技人才的方式和方法；说明了P4实验室最终交付了以军事医学研究院为核心组成的神秘军方机构。也明确了在中共国不止一个P4实验室，在哈尔滨还有一个P4实验室。最终，挖掘出P4实验室所选派使用科技人才也就是实际执行者所存在的四层人才结构。那么在本文中，我们将通过这种四层关系的分析方法来挖掘病毒武器制作的另一个团队，也就是研制解药团队所隐藏的真相，当然，这个团队的关键人物和切入点正是饶子和。正是那个诡异的女科学意外之死使得我们注意到了早已在名单里的饶子和，于是就找到了这个团队挖掘的切入点。

以下为详细内容：

在进行后面的挖掘揭示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基本的功课要做：就是组织是如何选到人的？

1977年9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这项据说是邓小平决策的知识分子改变命运的政策被很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人才的选用上是开始走上任人唯贤之路，几乎全社会都认为是公民获得公正机会的开始。

但是仅仅经过不到十年的发展，这些知识分子才发现，曾经当作一种恩赐而感谢共产党的公正的机会只不过是一场遥远的梦。这个组织是讲阶级论的，从来不会给同一个阶级的人公正的机会。

1989年六四之后，知识分子彻底成了对立面。共产党反思教训，从“黑猫白猫”变成了“两手都要硬”，就是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思想，从此确定了党对一切的领导地位，党领导一切。

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明白了这一点，像武汉病毒所一定会出现党支部和党委、党委书记以及饶子和如果想当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所长就必须以党员身份参加党委常委选举，进入党委常委，选为副书记之后才能担任研究所所长这种程序的出现就不奇怪了，正是这个由党员组成的常委会，才真正地掌控着一切。

这就是共产党党领导一切的独特领导方式：在军队里，军长就是所长的职位，政委就是书记的职位。在地方政府（如一个地级市），市长就是类似所长的职位，市委书记就是书记的职位。各级政府部门的四大班子（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就是依据所谓的宪法框架设立的面子工程，体现我党“民主议政，相互监督”的优良传统，而真正的领导权力集中在党委手中，党委书记是这个党委的最终控制这，他通过常委会进行控制。当然党委书记是不懂技术的，这不重要，因为他掌管着组织权力，在政府一级，党委还管理着公检法。在省一级的党委书记，党委书记还是地方驻军的隐含的行政长官之一，虽然没有指挥权，但是有影响力。当地的驻军领导一定是党委常委成员。一个省级政府的党委常委（党委常委组成常委会）一定包括党委书记（总负责人）、党委副书记（省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武警部队长官、组织部部长的。

当然，这种结构在中科院及下属研究所中是要进行简化的，但不是减弱，这一点从饶子和任生物物理所所长兼任党委副书记的一份年度工作总结报告中可以看出党支部对这个研究所的绝对领导以及他服从这种领导体系的坚决态度，当然饶子和本身也是个中共党员。关于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组织管理方式我们将在文中将以详细解读。

为什么要实行这种几乎绝对集中的领导方式，因为一切都是党的。研究所是一家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必须听从党的领导，在必要的时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虽然一直在宣传上淡化党委在中科院研究所中的作用，但是一刻也没有减弱过这种领导，这只不过是一种掩饰或者说欺骗。可以说像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中科院生化物理所这样的重点研究所虽然没有穿上军装但是和军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就像华为这家公司一样。

这种独特的党委领导负责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集权，就是权力高度集中。这种高度集权在89年之前曾经试图被改革过，但是由于89事件而变得更加强化了。当然这不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重点，我们重点讨论的是这种集权化的体制会在人才选用上造成一种更加依赖关系的倾向。简单的说，就是选人的第一标准是自己的人，可靠的人，这里有两个考量： A 是这个集权的领导掌握权力时选定的人能够唯命是从，为其所用；B 当这个集权的领导失去权力后还能够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利益，至少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也就是权力和利益的延续性。

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用这两点来看P4实验室这个布局，起始于江泽民作为高度集权者时代，历经胡锦涛时代、习近平时代而最终完成，而最终也一定掌握在布局时所规划的掌握钥匙的人手中。为了满足这个条件，在最初谋划布局选定具体实施的人才时就必须谋划好。所以，这也是我们挖掘这种布局谋划的时间点，应该是在2003年SARS之前。只有找到初始布局者（上文说的第一层人）及这些人和后面四层人的关系才能最终结构这种布局。

那么党委是如何建立这种可信和可靠的关系呢？那就是裙带关系，这是中国的独特的一种文化，简单说就是如何选择信任的人，就是“一起扛过墙，一起同过窗，一起嫖过娼，一起叫过娘，一起下过乡”，非常形象的说明了在用人上战友、同学、校友、师生、同党、亲属、同乡是最相信和可靠的人。在科研上，一定是师生关系、同学关系最相互信任。这种用人方法最终形成了学术研究上的山头、北大帮、清华帮、武大帮就不奇怪了。

很多人将这种“选人用人裙带关系”的现象归结为共产党的一种腐败，并且加以嘲讽，这是片面的。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用一种正常的思维来理解这种现象时主线绝对是帮派之间的争斗，但是DT确信的是这种争斗在基因武器研发这个大团队里是不存在的，不仅不存在，而且这种选人的方式效率会非常高。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选人的目的，所有的中科院系统包括农科院、医学院系统的科研人员包括科学家的选择都不是某个个人的决定，是组织的决定，这与各级党委领导掺杂个人利益搞贪污腐败并不冲突，选人首先是政治上的可靠，尤其在这种绝密的计划和重大项目和重要的科研机构中使用人才和选人，必须选择通过裙带和生殖器所展控的自己的人，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前文我们所说的保密级别的要求，才能安全。

明白了这一点，舒红兵身边为什么出现王延轶，施一公身边为什么出现一个美女科学家、赵永芳为什么选择回国并且意外死亡以及饶子和为什么成为关键人物就不奇怪了，因为必须通过一种表演来掩盖这个组织真实的目的和做的真实的事情，就是欺骗。我相信田波院士绝对不知道这个沉船计划，包括王健的意外死亡，虽然和这个计划有关系，但是王健也没有窥见CCP研制生化武器的天大的秘密。那么王健的死亡是因为什么，赵永芳的死亡是因为什么呢？

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解读另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这个组织在什么时候才会杀人？

我们通过挖掘把CCP推论成研制和使用生化武器的魔鬼并不是等于它长得像魔鬼，到处杀人、随时杀人，如此它早就不存在了。我们是指它的本质是魔鬼，并且披上了天使的外衣，就是它的欺骗性。它伪装华丽外衣的方式就是利用、引导和放大人性中的恶，手段就是后文中我们将要详细解读的BGY（蓝金黄）。

党的一贯政策是对于这些需要使用的关键人物，一定是通过长期的培养和考察确定这种裙带关系已经存在并使用裙带关系稳固你成了自己的人之后再使用荣誉、地位、金钱甚至美女来控制你，当然你的核心机密也就是你的丑闻也一定掌握在他们手中，这样你就是组织上的人了，就是一条船上的人，这就是后面文章中所要揭示的GBY（蓝金黄）的基本思路。

那么对于这条船上的人什么时候组织才会杀掉呢？就是被杀的人一定是威胁到这个组织生死安全，注意是生死安全，也就是他们所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时候。无论是文化大革命还是朝鲜战争或者64事件都是这样。

这种高度集权的组织形式，可以理解为组织就是坐在最高权力上的人，在2003年就是江核心，在76年以前就是毛核心，但是现在，这个组织的是不是习核心，不知道，他或许只是一个傀儡。还是说到杀人这件事，以王健的地位一般情况绝对不会杀他，一定是他接触过能让这个组织灭亡的核心秘密，并且他活着有可能泄密，所以王健之死就是为了保护这个秘密，并且掐掉这个关键的点，保护后面的线索。赵永芳之死也绝对是为了保护这个秘密。为什么这样断定，因为让CCP真正感到恐惧的不是揭露他们的绯闻、权力斗争的丑闻，而是这个天大的秘密，也就是文贵烧毁的绝密文件的内容（佛祖托梦梦到）CCP研制和使用生化武器的事实。

所以在病毒研制上一定是田波老师推荐的学生来领衔，而研究解药这个团队就由饶子和来领导，因为陈竺作为中科院副院长在学术上是顾不上的。那么就让我们按照这个选人的思路来挖掘一下前面还没有挖掘的人物的真正关系是什么，顺着这个关系，或许能够解开饶子和和赵永芳之死之间的关系。

在分析饶子和的神奇经历之前，我们来看看武汉的那第一个实验室也就是“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继任者是不是符合这种逻辑。

第一部分： “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P3实验室的继任者

在前面的文章里我们已经揭示在2016年底前后时间，也就是P4实验室建成后，“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已经完成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整，郭德银、舒红兵、胡志红相继离开管理管理团队，我们称之为主要人员完成一次战略性的转移，之所以完成这个转移，是因为随着P4实验室的建成，“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个P3实验室已经完成一定的历史使命，当然，这种调整并不意味着这个实验室不重要，从真正的意义上看，这个P3实验室对于病毒研制已经不重要，因为组织已经掌握了病毒武器，但是它的存在和展控对于掩盖“制造病毒基因武器”这个秘密则更加重要。所以，继任者一定是能够做到保守秘密的人，因为这件事涉及的人太多了。

我们先看看继任者的名单，这个名单在前面已经出示过。

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先把这三份名单做成一个简单的表格：

同时我们列出2017年以后管理者的相关人员的挖掘材料：

1 蓝柯， 生于 1971年12月， 1994年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系并获医学学士学位，1998于重庆医科大学获病理生理学硕士学位（师从范维珂教授），2001年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获病理生理学博士学位（师从中科院院士姚开泰教授），其后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微生物系从事肿瘤病毒学博士后研究 （合作导师 Erle Robertson教授 ）； 2006年8月受聘回国，任中科院上海巴斯德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组长，主要从事肿瘤疱疹病毒感染与致瘤机理研究 ； 2011年-2016年担任中科院上海巴斯德所副所长、纪委书记；2017年1月起担任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8年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2009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1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14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2015年入选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016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主持承担多项国家级及国际合作项目：2009年担任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首席科学家，2013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15年作为中国PI独立主持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R01国际项目，2016年担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蛋白质机器专项项目首席科学家；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Journal of Virology，PNAS，PLoS Pathogens，Cancer Research，Cell Host & Microbe等发表论文80余篇；目前还担任中国病理生理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微生物学会病毒专业委员会委员、国际学术期刊Journal of Virology编委、Journal of Medical Virology副主编、Virologica Sinica副主编等；曾获得美国白血病和淋巴瘤学会特别研究员奖 (Special Fellow Award)、药明康德生命化学研究奖、明治乳业生命科学奖、上海市先进工作者等。

2 肖庚富，男，1966年出生，博士，研究员。先后于1989、1992、1999年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学学士、医学硕士、武汉大学理学(病毒学)博士学位。曾任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助理。现任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所长、病毒生物化学学科组组长。2003年获得湖北省“青年杰出人才”基金，2006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长期从事医学分子病毒学研究，在病毒膜蛋白介导病毒进入宿主细胞的分子机制及多肽或抗体类抑制药物（Entry inhibitor）、病毒膜蛋白-抗原进化及新概念疫苗设计等方面具有较为扎实的工作积累。目前主持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973、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课题。在Lancet（柳叶刀）、Autophagy、J Virol.、J Biol Chem.等重要SCI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编写《基因工程》（科学出版社）等著作3部。

3 陈明周，男，1973年出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于1996和2002年获华中农业大学学士和博士学位。2002-2009年分别于法国里昂第一大学和美国克里夫兰临床医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病毒学系副主任。2013年获得湖北省“青年杰出人才”基金，2014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8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长期从事医学分子病毒学研究，主要研究方向：RNA病毒复制、感染与致病机制研究及新型疫苗研制。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多项课题。近5年来，以独立通讯作者在《细胞》子刊Cell Host & Microbe（2篇）、Journal of Virology（5篇）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12篇。现为美国病毒学会、美国微生物学会和中国微生物学会会员，湖北省生物工程学会常务理事，担任期刊Frontiers in Cellular and Infection Microbiology的Associate Editor和《中国病毒学（英文版）》Editorial Board Member，并为Journal of Virology和Virology等期刊审稿人。

4 周溪，男，1979年出生，博士，研究员。先后于2001、2008年获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理学学士、美国Univ. of Texas MD Anderson UTHealth生物医学研究生院博士学位。曾任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病毒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副主任。现任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RNA病毒学学科组组长。获得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2015）、英国皇家学会“牛顿高级学者”（2017）、国家863计划青年科学家（2014）、湖北省杰出青年基金（2016）、武汉大学“珞珈学者”特聘教授（2014）、中国微生物学会与法国梅里埃研究院“Christopher Merieux优秀青年病毒学奖（一等奖）”（2013）等荣誉。主要从事病毒与宿主免疫相互作用机制、病毒核酸的复制及致病机制等研究。目前主持或参与国家973、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课题。2011年回国工作以来，作为通讯作者在Immunity、Science Advances、PLOS Pathogens、Nucleic Acids Res.、J Virol.、J Biol Chem.等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

5 刘芳，女，1969年出生，博士、副教授。先后于1991年获得武汉大学生物系学士学位，1994年获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应用微生物理学硕士学位，2003年获武汉大学医学部博士学位。曾任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检验科副主任，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办公室主任。现任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兼任湖北省生物工程学会秘书长，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2009年获评“武汉大学科技管理工作先进个人”，2012年获评“湖北省科协系统先进工作者”。2016年获评武汉大学“优秀科技管理工作者”和湖北省科协“科技创新源泉工程”创新创业人才。2017年获评“第四届湖北省科普先进工作者”。主持和参加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大科技专项、“863”等国家级科研项目。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湖北省自然科学奖三等奖1项。在各类期刊杂志发表论文20余篇，主编和参编教材、参考书十余部。

那么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先理清这些人物关系，挖掘的关键点我们已经在上面5份材料中标明。摘录如下：

主任：蓝柯

• 1998于重庆医科大学获病理生理学硕士学位（师从范维珂教授）
• 2001年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获病理生理学博士学位（师从中科院院士姚开泰教授）
• 其后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微生物系从事肿瘤病毒学博士后研究 （合作导师 Erle Robertson教授 ）
• 2006年8月受聘回国，任中科院上海巴斯德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组长
• 2011年-2016年担任中科院上海巴斯德所副所长、纪委书记
• 2017年1月起担任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副主任 肖庚富

• 1989 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学学士
• 1992 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学学士硕士
• 1999 武汉大学理学(病毒学)博士学位
• 曾任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助理。现任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所长、病毒生物化学学科组组长

副主任 陈明周

• 1996和2002年获华中农业大学学士和博士学位
• 2002-2009年分别于法国里昂第一大学和美国克里夫兰临床医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 2013年获得湖北省“青年杰出人才”基金
• 长期从事医学分子病毒学研究，主要研究方向：RNA病毒复制、感染与致病机制研究及新型疫苗研制

副主任：周溪

• 先后于2001、2008年获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理学学士
• 美国Univ. of Texas MD Anderson UTHealth生物医学研究生院博士学位
• 曾任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病毒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副主任
• 现任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RNA病毒学学科组组长

副主任：刘芳

• 先后于1991年获得武汉大学生物系学士学位
• 1994年获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应用微生物理学硕士学位
• 2003年获武汉大学医学部博士学位
• 曾任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检验科副主任，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办公室主任

从简单的摘录中可以看到，四个副主任肖庚富、陈明周、周溪、刘芳均为“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自身单位人员，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内部的提拔，实际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只有一个蓝柯，从外单位调入。在上面的资料中有一些数据是缺失的，那么我们通过挖掘把这些数据补充，并逐个加以说明。

主任 蓝柯

• 1998于重庆医科大学获病理生理学硕士学位 师从范维珂教授
• 2001年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获病理生理学博士学位 师从中科院院士姚开泰教授
• 其后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微生物系从事肿瘤病毒学博士后研究 （合作导师 Erle Robertson教授 ）
• 2006年8月受聘回国，任中科院上海巴斯德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组长
• 2011年-2016年担任中科院上海巴斯德所副所长、纪委书记

副主任 肖庚富

• 1989 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学学士
• 1992 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学学士硕士
• 1999 武汉大学理学(病毒学)博士学位 师从 田波院士
• 曾任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助理。现任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所长、病毒生物化学学科组组长

结论：蓝柯和肖庚富 都是组织上的人，他们都师从两位院士姚开泰和田波，并且是组织选定的。他们的纪委书记的任职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他们都是所在单位的党委常委的组成成员。关于蓝柯任职的上海巴斯德的故事DT在第一季的挖掘中简单的提过，在本文中先不揭示，在后面的文章里会加以说明，可以肯定的是，蓝柯2001年-2006年这段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微生物系从事肿瘤病毒学博士后研究的经历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组织上的决定。

我们记住：肖庚富 师从田波院士 蓝柯，师从姚开泰院士

副主任 陈明周

• 2002-2009年分别于法国里昂第一大学和美国克里夫兰临床医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 2009年起任职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进入“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

那么这个先后于1996和2002年获华中农业大学学士和博士学位青年才俊在2002年的博士学位又是什么？为什么转行临床医学，而且进入病毒研究工作？我们补充齐全这个资料：

• 1992-1996：华中农业大学，土壤与植物营养专业，学士
• 1996-2002：华中农业大学，微生物学专业，博士
• 2002-2005：法国里昂第一大学感染与免疫学系，博士后
• 2005-2009：美国克利夫兰临床医院，分子遗传学系，博士后
• 2009-至今：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

这又是一个组织上培养的人，也就是组织的人！

2002年，陈明周博士论文“中国大豆根瘤菌遗传多样性和系统发育研究”导师：周俊初。周俊初，这位华中农业大学，教授。担任湖北省生物工程学会副理事长职务，并且与同为理事长的齐鹏义享受国家津贴待遇，在2002年是有权利向组织上推荐自己的学生的。那么选定最终决定选择陈明周的人应该是陈华癸院士这种和田波一样重量级的人物，可以判定，

陈明周博士毕业后改行从事生物医学研究这种跨界意味着组织上的安排，将来他注定要到这个实验室工作，注定将来要担任这个副主任。我们猜测的选定人者——陈华癸院士，中国微生物界领域研究的泰斗级人物。

华中农业大学（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简称“华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一所以生命科学为特色，农、理、工、文、法、经、管协调发展的全国重点大学，位于湖北省武汉市南湖狮子山脚，这又是那么巧合。

结论：陈明周 组织培养并信任的青年才俊，做出杰出贡献。

副主任：周溪

• 于2001获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理学学士
• 2008年获美国Univ. of Texas MD Anderson UTHealth生物医学研究生院博士学位
• 曾任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病毒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副主任

周溪的简历在武汉病毒所的网站上也可以找到，2017起任职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博导，现任分子病毒学研究中心副主任、RNA病毒学学科组组长。

周溪1997年以优异成绩考取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简称武大生科院）微生物学专业，在他就读大学期间，武大生科院的齐鹏义教授早已在1990年10月成立的“湖北省生物工程学会”担任理事长一职，注意，周溪去美国硕博连读的时间与这个学会另一个理事长的学生陈明周赴法的时间接近。2001年，周溪赴美，2002年陈明周赴法。又是一个惊人的巧合。更为巧合的是，周溪的赴美项目和陈明周赴法都是得到了“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全额资助。关于这个项目的详细挖掘在这里先不展开，从周溪的一篇回忆文章里我们知道，他在美期间得到了武大休斯敦校友会的帮助和关照，从下飞机的接机到日常的生活。休斯敦最大的中国校友团体正是武大休斯敦校友会，而校友会里至少一半的成员是来自于武汉大学生科院。

至此，周溪也应该是组织资助培养的青年才俊，学成后回国为组织工作效力。

副主任：刘芳

• 先后于1991年获得武汉大学生物系学士学位
• 1994年获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应用微生物理学硕士学位
• 2003年获武汉大学医学部博士学位
• 曾任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检验科副主任，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办公室主任

这个刘芳在具体挖掘她的经历之前，我们先看看她的工作是做什么的，最重要的是1994年获得武汉病毒研究所应用微生物物理学硕士后又获得医学部的博士，在她的任职经历中曾经是一位医生，也就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检验科副主任。我们从她的发表论文里来分析她可能从事的工作：

注意，在2001年的一篇论文里有一个陈薇。这个陈薇是不是后来的那个少将陈薇呢？

至于这位刘芳是做什么的，我们还是请专家解读：

专家解读：刘芳的工作

在2019年的一篇报道中，清楚的透露了这个副主任另外一个身份：

2019年10月18日下午，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党总支组织了一次特别的主题党日活动。学院党委书记姜星莉、副书记宋俊杰、副书记秦正保、研究生辅导员艾天军、余丽和刘贺连几位老师带领学院研究生党支部的60名党员代表们一道参观“壮丽七十年奋进武大人——武汉大学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万林艺术博物馆图片展，聆听了70年武大与祖国的故事。学院党委委员赵洁、唐兵、张蕾、刘芳、杨雪及部分教师代表一同参观了展览。刘芳，武汉生科院党委委员，又是组织的人。

至此，“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现任主任一人，副主任四人，全部是组织的人，其中两人的工作简历表明曾任纪委书记，包括刘芳，三位任党委常委。所以说人员大规模更换后“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真正的掌控者是组织。

我们再把这五位管理者的前任们请出来，粑粑他们的简历。

吴建国

• 1978.09-1982.07 武汉大学，微生物学专业，本科生，学士学位
• 1982.09-1985.07 武汉大学，病毒学专业，研究生，硕士学位
• 1984.09-1985.08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田波院士实验室，代培研究生
• 1985.09-1986.10 武汉大学病毒学系，讲师
• 1986.10-1989.08 美国佐治亚大学，Miller院士实验室，访问学者
• 1992.07-1993.04 美国爱达华大学，副研究员
• 1989.09-1992.07 美国爱达荷大学，生物化学专业，研究生，博士学位
• 1993.04-1996.08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专业，博士后
• 1996.08-1999.10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员
• 1999.10-2002.02 美国多瑞玛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 1999.12-至今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 2003.10-2006.03 病毒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 2004.06-2006.04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技术系，主任
• 2006.04-2016.12 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 2010.10-至今 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 2011.11-至今 病毒病防治药物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注意几点：A 早在1984年-1985年他已经是田波院士实验室的代培研究生，注意时间点和代培这个字。

B 田波老师的工作地点为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这与郭德银回忆文章中基本一致，这个研究所也是高福的工作单位，那么郭德银也是这个研究所实验室的代培研究生，与吴是同学。

C 吴回国的真正时间是在2002年，也就是SARS之前。资料显示1999年已经任职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也就是说，1999-2002他是特聘的外国专家，2002年年初回国至武汉大学，2003年SARS之后成为实验室的主任。

结论：实验室的主任早已选定好，并且为他的出现做好了准备，这个主任一定是组织上的人。

郭德银（资料源于百度百科）

• 1985-1988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硕士研究生
• 1990-1991 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 德语学习
• 1991-1995 德国布伦瑞克理工大学生物系博士生，联邦生物化学与植物病毒研究生研究助理
• 1996-2002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生物技术研究所 博士后，生物科学系docent(2001)
• 2002-迄今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现代病毒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副院长(2004-2011)，
• 2011-迄今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院长，医学研究院PI、副院长
• 2016-2020 中山大学医学院院长

注意几点：A 郭德银1985-1988年为中国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一方面与吴建国的经历印证他是田波的学生，与吴建国为同学，另一个也揭示了代培委托单位中国农业科学研究所，而这个单位在2015年底将建成北方的P4实验室。那么这种跨单位（中科院、农科院）的人才委托培养虽然很常见，但是至少表明，对于病毒研究、生命医学研究的谋划早在1985以前就开始了，只不过还不是特别明晰，或许那时真的是为了科研目的。

B 郭德银的回国时间 在2002年，与他的回忆表述一致，同他的同学一样，区别在于他是从欧洲回来，他的同学从美国回来。

C 注意郭德银2011年开始任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领导，正好在这个时间点上面介绍的现任副主任刘芳（当时是实验室的办公室主任）此时任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检验科副主任，他们在做什么可想而知了。而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关系不再用DT挖掘了，熟悉大学医院管理体制的人都应该明白，就像北京大学医学院和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的关系一样。

D 根据百度的资料理解，即使2016年郭德银调任中山大学之后，仍然是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院长，医学研究院PI、副院长，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现代病毒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注意舒红兵、吴建国、刘芳2016年以后仍然留在武汉大学。

结论：郭德银不仅是组织上的人，而且离开武汉大学后还在承担实验室的工作。

胡志红（资料源于百度百科）

• 1986年获武汉大学病毒学专业学士学位；
• 1989年获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理学硕士学位；
• 1998年获荷兰Wageningen Agriculture University（现Wageningen University）病毒学专业博士学位。
• 2000/08-2008/09：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
• 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现任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病毒功能基因组学及病毒基因工程学科组组长。兼任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中国微生物学会病毒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科学通报》特约编辑、《中国病毒学》、《病毒学报》等编委。

关于胡志红的解读和陈新文的解读放到一起，只有这样才能看出问题。

陈新文（资料源于百度百科）

• 1982-1986，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学士
• 1986-1988，河南工业大学，硕士
• 1992.09-1997.06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1997.09-2000.06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副研究员
• 1997-2001，荷兰Wageningen大学，病毒系，博士
• 1998.09-2000.06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无脊椎动物病毒学联合开放实验室副主任
• 2000.09-今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
• 2002，美国加洲大学Berkeley分校，联合博士
• 2002.09-今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 2003.09-2004.06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助理
• 2004.03-2008.09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副所长
• 2008.09-2018.10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
• 2018.11-至今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院长

我们把胡志红和陈新文的简历放在一起解读就会发现百度百科这种凌乱的排列所要掩盖的线索，这也是很多网络上资料或者新闻的现状，是在讲一些实际的情况，但是要给你打乱，让你看不出其中的联系。上述的资料虽然来源于百度，但是我们把顺序理清了。

A 胡志红和陈新文是一所大学的校友，并且出自一个系。荷兰Wageningen大学，病毒系。胡志红1998年获荷兰Wageningen Agriculture University（现Wageningen University）病毒学专业博士学位。陈新文1997-2001，荷兰Wageningen大学，病毒系，博士，如果胡志红的博士学位是四年的话，在1997年-1998年，这两位不仅是单位的同事而且是校友，关于两人的关系DT不想八卦。

B 胡志红1986年在武大病毒学专业学士学位后进入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并攻读硕士研究生，1989年获得病毒所病毒学理学硕士基于她的这种经历可以说是田波的弟子。至于她是不是郭德银文章说的田波老师提供了三个研究生协助舒红兵的工作，虽然没有查到证据，从肖庚富的经历上判定，应该指的是她。陈新文1992年硕士毕业入职武汉病毒所，1997年升职副研究员，与胡志红一样都是带职去荷兰攻读博士，毕业后回研究所工作。注意，这种定向培训培养一定是组织上的安排，个人和武汉病毒是没有权利决定的。而选择这两个人的一定和田波这样层次的人有关系。当然，陈新文、胡志红也一定是组织上的人，他们和郭德银、吴建国、舒红兵一样是第二层次的人。

C 这两个人的经历不仅决定了“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人选，而且也牵扯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所长和将来P4实验室主要管理者的布局，请注意胡志红、陈新文的病毒所所长的经历：胡志红1998年学成回国，2000年任病毒所所长，2003年接到陈竺的指示开始P4实验室的项目申报、同时调任袁志明回国筹建P4实验室，2008年卸任病毒所所长给陈新文。陈新文2001年从荷兰回国，注意，2002年陈新文是美国加洲大学Berkeley分校的联合博士，而2002年在美国的还有一个人就是后来负责筹建P4实验室的袁志明，所以这两个人在美国的出现一定不是偶然的，袁志明的调回武汉病毒所后陪同陈竺赴欧洲考察并随后任副所长的职务也不是武汉病毒所的党委决定，是在执行上级领导的命令，而这个命令的发布者从表述资料上来看被隐含了，但是绝对不是陈竺，陈竺的任务只是作为第一层人物指示而以，虽然他是知道一些核心机密的，但是他发布命令不符合组织程序，并且在法国他不能进入机要室和袁志明一起起草文件并发送这个细节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发布命令的是谁？袁志明在机要室里起草的万言报告又发送给了谁？

D 所以 武汉病毒所的所长先是胡志红，任期2000-2008年，陈新文，2002.09归国，任职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博士生导师；2003.09-2004.06任职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助理； 2004.03-2008.09任职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副所长；2008.09-2018.10 任职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2018年10月，这个职务转给王延轶，也就是舒红兵的妻子，田波院士的另一个弟子，一切合情合理。从这个线路来看，胡志红的任职，陈新文的任职和陈新文、袁志明的赴美以及胡志红、陈新文的赴欧学习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P4实验室。这又是组织的安排。那么2018年10月王延轶的任职呢？是为了什么，不要忘了，我们在前面文章中已经揭示，注意2018年这个时间点，2018年，中共已经通过一篇弘扬P4实验室的建设成果和精神的文章对美国宣战，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理解陈新文的卸任和王延轶的任职就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了，但是这绝对不是主流媒体所炒作的一种裙带关系的腐败，而是战争已经开始的一个明显的信号。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终结篇里揭示。

好了，至此，我们可以结论，“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的全部9名主要管理者都是组织上的人，并且似乎在执行一个绝密的任务，而这个任务的核心就是P4实验室，或者说是为P4实验室的建成做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管理团队还是学术委员会的任期都是五年，并且在第一届和第二届任期中主要管理者没有调整，学术委员会的调整意义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这种与国家领导人任期调整时间（换届）一致的安排是值得深思的，也是其他实验室少有的。其目的很明显，就是要保证这个团队和研究工作的稳定！因为这个任务是CCP的核心机密，是他们的核心人物。也正是上述这些反常及人员的裙带关系，使我们真正窥见了第一层次上面的人，使我们窥见了真正的发布命令的人是谁，使我们窥见了这个核心机密。

为了以后挖掘的方便，我们将这9个人的相关信息制作成以下三张图表：

这张简单表格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揭示了P3实验人员的汇集来源和最终转移的方向，也揭示了以武汉大学生科院下属主管的片实验室研究的真正目的以及武汉大学生科院、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这种依托单位布局的真实目的，绝对不是为了科学研究，而是组织操控下的一个绝密任务，而这9个人就是这个绝密任务的执行者，而且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猪瘟冠状病毒和新冠冠状病毒这两个人造病毒就产生在这里。我们再演变一下这张表格，以时间线为顺序演示出现在各个单位的人物。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人如果出现在武大生科院实际上就等于在为“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P3实验室工作，在上面的挖掘资料中已经显示这一点。第二点，主任和副主任的安排似乎更多的是一种领导关系的确定，但是这个安排不是武汉大学或者生科院绝定的，从学术委员会的名单中可以显示这一点。所以武汉大学生科院的教授、领导职务具有了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培养人才，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篇中详细揭示。第三点，这种人员的单位流动已经显示了P4实验室的核心地位，也就是依托单位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核心地位，进而说明了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的重要性，所以胡志红、陈新文、王延轶的任职十分重要，任职的时间点也非常重要，那么，陈新文和郭德银的任职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升迁奖励，但是DT相信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么为什么从上海巴斯德调来一个主任，而两个副主任都调任广州，这背后的谋划是什么，这是值得深思的。我只知道的是，广州离香港很近，好了，先让子弹飞一会儿。

那么从上面这张表还有人员流动的线路可以看出：最早出现的相关人员是在1982年，也就是胡志红在武汉病毒所读学士学位的时候，在2003年SARS之前，郭德银、吴建国、肖庚富、陈新文、刘芳、周溪相继出现。其中胡志红、陈新文、刘芳三人直接来自武汉病毒所，而郭德银、吴建国是田波的学生，周溪是武大生科院的弟子，而武大生科院和武汉病毒所及田波老师的关系是不用再次表述的（在后面的文章里会详细说明），也就是说，从这几个关键人物的出现时间和裙带关系上看一定是一种刻意的安排，不然不会这么精准和巧合，这种刻意安排的关键点核心就是P3实验室，从前面的几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结论了，P3实验室的建立和相关科研工作的开展一切都是为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P4实验室，也就是说，P4实验室的准备工作，一方面是武汉病毒所副所长袁志明所领导的建设工作，而真正的大部队和核心却是在这里，P3实验室，在做着一个长达10年的准备工作。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找到了三条主线：第一条是郭德银和刘芳的经历的重合，DT猜测是病毒人体实验相关或者人体病毒采样相关，第二条就是武汉生科院帮包括郭德银、吴建国和周溪DT猜测这是研究的主力；第三条就是胡志红、刘新文、肖庚富的武汉病毒所帮，这应该是战略支援部队。其中肖庚富2009年从生科院调任武汉病毒所、2010年刘芳升任副主任及学术委员会的密集调整是值得关注的，所以另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也应该浮出水面，加上我们前面所提到的3个时间点，一共4个时间点全部明晰了：2003年SARS、2009-2010、2016猪瘟实验、2018年。根据这四个关键时间点以及人员的变化、P4实验室与SARS无关的事实，如果武汉新冠病毒是中共研制的生化武器，那么它一定会产生在这里，而最终在实验室里制作合成它的人一定是武汉生科院帮这个团队，基于此，文贵先生爆料说病毒的制造关键人物是郭德银这就不奇怪了，而这与他所说的病毒来源于P4实验室并不冲突，因为实验室本身只是一个硬体的壳，让它真正活起来的是人，而掌控它的人决定它的使用目的。所以系列的冠状病毒武器诞生在这个p3实验室，而P4实验室将作为一个真正的病毒武器生产工厂。

那么，郭德银在文章中意味深长的所说的田波老师提供给饶红兵协助的三个研究生就值得关注了，一个是王延轶、一个是肖庚富，另一个就不是胡志红了，是谁，值得深思。

从这张表格中可以看到吴建国、肖庚富、刘芳、周溪都有武汉大学的学习经历，就是说这4个人是武大校友。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全部位于武汉，也就是说陈新文、陈明周、肖庚富大学学习也是在武汉完成的。胡志红、刘芳两位女士又有同样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学生经历。这种学术上的裙带关系一目了然，同时也说明了P3实验室的重要性，必须通过这种裙带关系保持其稳定性和研究工作的安全性，这也是组织上对保密工作的一贯要求。

在这张表格中，我们不再把蓝柯列入。其中吴建国、陈新文、胡志红、陈明周、周溪5人有在美国的学习经历，陈新文、郭德银、胡志红、陈明周4人有在欧洲的学习经历，肖庚富、刘芳据资料显示没有国外学习经历。周溪在美国的学习时间最长，从2001年-2011年回国，跨度10年。而陈新文、胡志红、陈明周三人同时具有赴欧和赴美的经历，郭德银有两次赴欧学习的经历。如果这种经历只是个人职业发展的选择而和组织的安排没有关系，那就奇了怪了。

那么在这三张表格的基础上，我们出示最后一张表，并请专家为我们解读：

其中，周溪在博士加上博士後期間，不但博士後期間沒有換導師（博士後換導師是學術界的慣例），總共只在Biochemical Journal這個影響因子不到5的雜志上發表了三篇文章

但是卻可以在2011年，回武漢大學做副教授，博導。這只能説明他的回國是組織安排好的。

事实真相早已经摆在那里，你没有发现而已。

第二部分 饶子和

好了，该说说这个饶子和了。DT只所以把饶子和和赵永芳之死建立一种联系并不是制造阴谋论，制造热点，而是通过墙内媒体这篇诡异的报道的目的来挖掘背后的真相，我相信墙内的信息发布者一定确定并相信DT能够挖掘出这种真相，就和郭德银相信病毒界的同仁们会读懂他的那篇回忆录，共产党的宣传主管部门相信美国的情报部门会读懂那篇宣战文章一样。所以，赵永芳之死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赵永芳之死引起关注，关注到饶子和和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饶子和，（1950年9月－），江苏南京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子生物物理和结构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曾任南开大学校长等职。

• 1977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82年获中科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师从结构生物学家梁栋才先生。后赴澳洲攻读博士学位，1989年获得墨尔本大学博士学位。后赴英国牛津大学David Stuart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曾在《自然》《细胞》论文。留英期间，饶还担任过全英中国学联主席。
• 1997年从牛津大学回到清华大学，创建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实验室（现在的清华-南开-生物物理所联合实验室），任实验室主任，教授至今。在清华任教的十余年间，饶子和兼任过本科生的班主任、指导老师，曾荣获清华大学“良师益友”奖。2003年，兼任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所长。
• 2006年，饶子和出任南开大学校长。在任期间，饶子和引进了多名海外归国人才，更换了14个专业学院的院长，促成南开大学与解放军总医院合作办学，并曾与静海县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谋划建设南开大学静海新校区，但最终，新校区选址津南区[1]。2011年1月，饶子和离任南开大学校长，被增补为天津市政协副主席。

饶子和回到中国后，曾多次以通讯作者身份在《细胞》《自然》发表学术论文。因在线粒体膜蛋白复合物Ⅱ的三维精细结构的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荣获陈嘉庚科学奖；又因在SARS基础研究中的卓越贡献而获得第三世界科学院最高奖——“的里雅斯特科学奖（Trieste Science Prize）”。2018年1月，当选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这份来自维基百科的资料叙述的简洁明了，把饶子和身上的面纱彻底接去。我们关注以下几点：A饶子和1997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后入读中科院研究生院，师从结构生物学家梁栋才，也就是说，他在1977年已经出现在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导师所在单位）；B 1982年赴澳攻读博士学位；C 1989年获得墨尔本大学博士学位后赴英国牛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注意这段话：他担任过全英中国学生联合会主席。D 1997年回国到清华大学，创建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实验室 E 2003年兼任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所长。我们从这四点展开挖掘。

A 饶子和的硕士生导师梁栋才

在2010年的这篇发表于“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网站上的一篇报道基本证明了赵良材院士，也就是饶子和的硕士生导师在学术界的地位。

在中科院院士文库的查询中我们得知,赵良材院士的导师资料：1960年3月，梁栋材(中)在莫斯科获得苏联科学院副博士学位后与导师季达依哥罗茨基教授(左)及斯特鲁赤柯夫教授合影。

60年代初测定了一批有机物晶体结构并与协作单位一起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用于晶体结构分析的计算程序库。60年代末作为负责人之一参加了猪胰岛素晶体结构的测定。1980年以来，主持胰岛素三维结构与功能研究组，该组的1.2埃胰岛素结构修正及1.5埃B键羧端去五肽胰岛素结构测定等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先后测定了胰岛素及衍生物的三维结构共17个。90年代初组织藻类捕光蛋白三维结构与功能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

我们在饶子和的一段采访对话中找到了饶子和和导师梁栋材的详细师生关系记录：

梁栋才先生是中科院物理所从苏联科学院毕业回来的博士。文革前，他作为国家要培养的生物大分子人才送到牛津大学诺贝尔获得者Dr. Hodgkin的实验室。梁先生回来之后组织了一批年轻人，搞起胰岛素结构实验室，梁先生已是年轻的权威。胰岛素研究组一批非常活跃的人是科大校友，也有其他学校的。文革到了68年，因为梁先生是双料的：从苏联回来是苏修；从英国回来是帝国主义，传说就把梁先生下放到海南岛那头刷油漆去了。因为权威打倒了，胰岛素组很多工作是由年轻人做的，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科大学生是主体，当然也有北大, 南开的学生。

我的学术经历从在生物物理所做本科实习开始。梁先生从广东回来，领导研究组，我就做了他的研究生。在生物物理所工作学习的前后八年时间，很多老师给我留下来很深的印象。这八年我还是做了出色的工作，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当时在生物物理所比较排前。那段研究经历，跟着梁先生和生物物理所其他老师，是我非常珍惜的经历，因为那时（条件艰苦）计算机还有纸带打孔，自己编程序，夜里去上机。那时皇家协会从牛津派David Stuart来跟梁先生做博士后，我们在一个实验室工作，一道上机，一起熬夜，他就住友谊宾馆，骑车来回。

互相影响还是很深的。他后来就回牛津大学。

根据这两段表述，饶子和是在1977年生物物理所做本科毕业前实习时结识梁栋材的，从而成为梁栋材的硕士研究生。时间上前后8年，期间与牛津大学的David Stuart一起做梁栋材的博士后，两人建立了深厚友谊，1985年前后饶子和赴澳攻读博士，1989年获得墨尔本大学博士学位。后赴英国牛津大学David Stuart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1997年回到清华大学直至2003年兼任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所长。在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饶子和的人生轨迹和学术经历受到赵良材的影响之大，明白这一点也就明白为什么饶子和能够在2003年就能够增选为中科院院士了，你不仅是组织上的人，而且你还要有很强的裙带关系。

下面这篇文章详细的说明了饶子和对于中国中国蛋白质晶体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当然也详细的展示了这背后的裙带关系，没有这种关系，我相信饶子和该是另外一个饶子和了。

细胞“动力工厂”的中国动力

线粒体是为细胞提供能量的“动力工厂”，一项有关线粒体中呼吸链膜蛋白复合物的认识日前被中国科学家“纠正”。由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学者组成的联合研究小组，在世界上率先解开了线粒体上一个和呼吸氧化作用密切相关的膜蛋白质复合体的三维精细结构，这个鲜花般盛开的蛋白质结构，证实了该膜蛋白质复合体是一个“穿膜蛋白复合物”，而不是传统教科书中描述的“外周膜蛋白质”。7月2日上午，饶子和院士向本报记者讲述了以上重大科学发现背后的故事。

一个10年的时间坐标

《细胞》（Cell）是国际生命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之一，7月1日出版的《细胞》同时刊登了4篇以华人科学家为通讯作者的研究论文，这4位通讯作者和他们的单位分别是：

杨威——美国国家糖尿病、消化道和肝脏疾病研究院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饶子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和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联合研究小组；

顾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学院癌症遗传学研究所；

王晓东——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和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

这是线粒体呼吸链研究领域中一个里程碑式的发现，也是《细胞》25年来首次完整地刊登中国科学家在本土完成的原创性研究成果。饶子和院士是该项目的负责人，他将这一成功喻为我国基础研究一只“报春鸟”。

华人科学家在世界生命科学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7月1日在《细胞》上发表的论文，刚好距饶子和1995年以第一作者在《细胞》上发表第一篇论文整整10年，所不同的是，前一项工作是饶子和在英国牛津大学完成的，而后一项工作是他在中国自己的实验室里完成的。

饶子和为这项工作感到骄傲。他说，膜蛋白质的结构解析一直被认为是高难度的工作，线粒体膜蛋白质复合物II是世界上获得的为数不多的膜蛋白质结构中的一员，他们的工作是原汁原味的“中国制造”，这也是我国继去年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获得的捕光蛋白复合物II之后的第二个膜蛋白质，标志着我国的结构生物学研究进入了世界先进之列。

一个与呼吸密切相关的膜蛋白质

有氧呼吸是动物和植物进行呼吸作用的主要形式，它是指细胞在氧的参与下，通过酶的催化作用将糖类等有机物彻底氧化分解，产生出二氧化碳和水，同时释放出大量能量的过程。线粒体则是为细胞提供能量的“动力工厂”，其中，氧化过程由线粒体内膜上的4个呼吸链膜蛋白复合物(简称复合物Ⅰ、Ⅱ、Ⅲ、和IV)来完成。结构决定功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关于这4个膜蛋白复合物的结构解析成为生物学界的热点和焦点，众多的研究小组都在努力，但迄今为止，美国、日本的科学家分别解析了线粒体膜蛋白复合物Ⅲ和复合物Ⅳ的晶体结构，而复合物Ⅰ、Ⅱ的精细结构却是个谜。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徐建兴长期从事线粒体功能研究，2002年初他希望与饶子和进行与呼吸相关的膜蛋白复合物Ⅱ的晶体结构合作研究。饶子和觉得这一项目很有意思，值得一试，便将这一课题安排给他的博士研究生孙飞等人来做。他们尝试利用猪心做原材料提取膜蛋白复合物Ⅱ，开展结晶的探索。可是两年过去了，还没有得到进展。饶子和鼓励学生说：做研究往往就是将今天不可能的事情变成明天可能的事情，要坚持不懈。

2003年初，饶子和被中国科学院任命为生物物理所所长，客观上大大地促进了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实验室和生物物理所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力量的结合。团结就是力量。他们做了大量实验，不断地试不同的方法。在历经晶体的培养、晶体质量优化、高分辨率数据收集、相位解析、电子密度图解释及结构修正等数“关”之后，终于完成了这一由四种不同蛋白质组成的膜蛋白复合体的精细结构测定，这个如鲜花般盛开的q形结构，是世界上首次成功解析出的由四种不同蛋白质组成的线粒体复合物Ⅱ膜蛋白的精细三维结构，线粒体复合物Ⅱ因此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获得结构的膜蛋白“家族”中的一员。

研究人员还发现该复合物尾部分布了5个带电氨基酸和两个极性氨基酸，由此确定该复合物是一个跨膜蛋白质复合物，而不是教科书中描述的“外周膜蛋白”。

人类的许多疾病如嗜铬细胞瘤、副神经节瘤和李氏症等多表现为氧自由基引起的神经性紊乱，而氧自由基的产生与电子在线粒体复合物Ⅱ中传递的泄漏有关。专家认为，线粒体复合物Ⅱ结构的解析为研究与该复合物相关的人类线粒体疾病提供了一个真实可靠的模型。

饶子和说，这一发现是在我国蛋白质结晶体学40余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完成的，也是国家近年来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的结果。

“胰岛素晶体最好的电子密度图在北京，不在牛津”

英国女化学家多萝西·霍奇金（Dorothy Hodgkin）在20世纪30年代初通过X射线发现胃蛋白酶拥有完美的晶体，这个里程碑式的发现开启了生物结晶学研究的时代。霍奇金1949年测定出了青霉素的结构，1957年又测定出了维生素B12的结构，并因此获得1964年诺贝尔化学奖。霍奇金热情地支持、帮助中国的科学研究，我国从事胰岛素研究的几位重要科学家如廖鸿英、唐有祺和梁栋材等曾先后在牛津大学她的实验室工作，受到过她的悉心指导。

20世纪早期，我国只有在国外做过X射线研究的胡复刚、叶企孙和吴有训等少数几位物理家认识到X射线晶体学的重要性。1965年，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决定以此为契机，在我国开展蛋白质晶体学研究，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梁栋材、林政炯、王家槐，中科院物理所的李鹏飞、范海福、戴金壁，以及北京大学的唐有祺、顾孝诚等参加了合作，于1971年和1972年分别得到分辨率为2.5埃和1.8埃的晶体测定。霍奇金首先在国际上公布中国科学家解析出牛胰岛素结构，1972年她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晶体学大会上宣布：“中国蛋白质晶体学研究水平和世界发达国家一样高！胰岛素晶体最好的电子密度图在北京，不在牛津。”1975年，她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胰岛素研究》的文章，文中写道：“北京小组这张分辨率为1.8埃的图是迄今为止最精确的……今后可能长时间一直如此。”在她的积极推动下，中国国家晶体学会在1978年加入国际晶体学会。

继胰岛素晶体结构成功解析之后，中国科学院着手对天花粉蛋白质晶体结构进行研究。天花粉是我国一种宝贵的医药财富。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和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等合作，在1978年5月完成低分辨率和2.6埃分辨率的天花粉晶体结构测定，建立了国际上第一个核糖体失活蛋白分子模型。之后，我国的蛋白质晶体学发展进入一个略为平稳的时期。

一脉相承 在积累中突破

1976年，作为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专业的学生，饶子和到生物物理所当时最活跃的北京胰岛素结构研究组做论文，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黄金机会。1979年，他成为梁栋材的开门弟子。在研究生期间，他结识了当时英国皇家学会派遣来跟随梁栋材做博士后的现英国皇家协会会员、牛津大学教授大卫·斯图尔特（David Stuart），两人常常共同熬夜，一道在夜晚上机解析结构。这一因缘促使饶子和在1989年获得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来到英国牛津大学与Stuart教授工作了8年之久。

饶子和在牛津大学做出了若干实质性的工作，较为重要的是测定出艾滋病病毒基质抗原的晶体结构，《自然》杂志的编辑称这是在世界上“首次揭示了艾滋病病毒分子的装配模型，为抗艾滋病毒药物研究提供了一个平台”。在学术上取得一些成绩后，他萌发了回国的愿望。1995年，他起草了《发展我国结构生物学的建议》，转交给国内有关部门，并表达了回国发展的想法。1996年夏天，清华大学王大中校长访问英国，批准了饶子和《发展我国结构生物学 建立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实验室》的报告，并决定投入400万元人民币购置包括一套X-光射线衍射装置在内的先进实验室设备。

1996年9月，饶子和在清华大学开始了创建结构生物学实验室的工作，他捕捉到了“科教兴国”、“创建一流大学”的历史机遇，获得了“十五”计划、“985计划”、“973”项目以及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

饶子和在2002年初决定试一试解析呼吸链复合物Ⅱ的结构时，不太确定是否能做出来，或什么时候能做出来，而且知道做不出来的可能性更大。因此，他没有为这一项目申请经费支持。饶子和说：“我们今天的研究成果是在我国前辈生物物理学家多年的工作积累上做出来的，这一成果也证明了我国重视基础研究的战略措施非常奏效，我国今天的基础研究环境能够让科学家敢于挑战难题、潜心努力，做出得到国际学术界认可的优秀工作。”

承前启后搭建国家级蛋白质科学研究平台

人类解析蛋白质结构之谜经过了起步与腾飞的历程。化学家佩鲁兹（Max F. Perutz）用了23年的时间解析第一个血红蛋白质结构，获得了1962年诺贝尔化学奖。饶子和风趣地说，如果在20世纪60年代解析一个蛋白质结构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的话，那么，在20世纪70年代解析一个蛋白质结构则可成为轰动世界的新闻；在20世纪80年代解析一个蛋白质结构则可申请到教授的职位；20世纪90年代解析一个蛋白质结构通常可以获得博士学位；而今天，一个博士研究生也许就可解析多个蛋白质结构，但如果没有深入研究其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往往不能毕业。

后基因组时代则导致了结构基因组学的崛起。2004年，首届国际结构基因组会在英国亨廷顿举行，会议将结构基因组学定义为：在原子水平上阐明生物体的所有生物大分子的结构特性，主要目的是大规模、高速度地研究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功能及其间的关系，对象主要是人类基因组序列的表达物。结构生物学家的工作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了。

中国科学家及时抓住了这一动向。在结构生物学前辈梁栋材先生的推动下，我国于2001年正式启动了结构基因组学研究。梁栋材在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老骥伏枥”。饶子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以生物物理所为依托、搭建国家级蛋白质科学研究平台的大事上。他希望这一平台能促进我国全面进入国际蛋白质科学研究的前沿、培养我国蛋白质科学研究人才、做出一流的研究成果。目前，“中国科学院蛋白质科学研究平台”进入一期运行。

从周一至周五，大部分时间饶子和在生物物理所上班，晚上和周末则回到清华大学的实验室工作。作为所长，他需要以战略科学家的高度领导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学科发展；作为研究组组长，他要做好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复合物Ⅱ的结构解析成功，最让他高兴的一点是这些工作完全是在自己国家的实验室做出来的，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饶子和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说：“毫无疑问，中国蛋白质结构学研究将成为世界蛋白质结构学研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现在，他的研究小组已经启动了对最后一个呼吸链膜蛋白质复合物Ⅰ的探索。(本报记者 王丹红)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对当时中国的蛋白质结构学研究真正影响的是赵良材和他的弟子饶子和，而他俩的背后是应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英国女化学家多萝西·霍奇金（Dorothy Hodgkin）和牛津大学。对于赵良材来说，那两位前苏联博士生导师显得不再重要，但是这段六十年代留学苏联的经历重要。

那么A和DE这三个问题基本解决了，我们再看B 1982年赴澳攻读博士学位这段经历，看看他到底是学什么的，为什么去澳洲。

1985年6月，饶子和前往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医学院，攻读生物物理与结构生物学专业博士学位。在另一篇文章里，透露了全部细节：《饶子和“掌握人生”》

从这篇文章里说明了饶子赴澳的一些细节；饶子和是受了当时出国潮的影响而想出国的，1983年受到墨尔本大学医学院Neil Isaac教授邀请获得奖学金但是导师没有同意，直至这个教授1984年当面和梁栋材提出要求才获准赴澳学习。而第二段出国经历作者描述成饶子和是考虑到孩子的教育问题。叙述的事实没有问题，但是说明饶子和两次出国的原因却是错误的，赴澳绝对不是他的个人行为，赴英也不是他的个人行为，同武汉P3实验室的几个主任一样，这也是组织安排的。饶子和的赴澳经历不禁让DT联想到另外一个人“澳大利亚技术科学与工程院院士王林发”：1978年王林发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1982年赴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留学；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1989年赴澳大利亚莫那什大学生化系工作；1990年任职于澳洲联邦科工组织动物健康研究所；1995年被选为CSIRO杰出青年科学家；1996年成为澳洲动物健康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和课题主任；2010年当选为澳大利亚技术科学与工程院院士。1989年饶子和离开澳洲奔赴英国，王林发离开美国，奔赴澳洲。一切又是那么神奇。

我们在这里先不展开一个导师赵良材对于学生饶子和所起到的人生经历上的绝对作用，先看看饶子和的这几个任职：

饶子和 担任全英中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创立中国留英学者生命科学会；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所长 党委副书记，党委委员；

资料显示 也就是2001年6月，饶子和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不是真实的时间我们不确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他回国后中共党员的身份可以公开了。

全英学联，全名是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英文：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UK，简称CSSA-UK），是目前英国最大的华人社团，也是留英中国学生学者的最大联谊性质社团。

全英学联成立于1988年，已历经二十六届。全英学联目前拥有近17万名会员，主要成员以在校的中国学生和学者，留学毕业后留英工作的学者为主，定居的中国学生学者及其家属，都还与全英学联保持密切联系。此外，全英学联与英国其他华人专业社团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

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英学生学者的全国性群众组织。目前全英学联拥有105个地方学联会员单位，分布在伦敦、大曼、南部、北部、中部和北爱尔兰等六个地区，拥有成员十七余万人。全英学联也是许多国家级团体的海外理事单位，如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等。

中国驻英使馆教育处为全英学联提供咨询。值得注意的是，全英学联的所有干部都是志愿者，参加学联工作没有报酬，“志愿”和“团队合作”是全英学联成立以来的工作宗旨。经过十多年发展，全英学联逐渐成长为在英国相当有影响的华人社团，与国内政府部门、科技界和企业界保持密切联系。作为最大的学生社团，每次国家领导人访问英国，全英学联主要成员都受到接见，比如2003年温家宝总理访问英国、2005年胡锦涛主席访问英国、2009年温家宝总理访问英国、2011年温家宝总理访问英国等。全英学联，一个典型的在英国实行蓝金黄的机构。

我们从饶子和在任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的一篇年度总结报告中可以看出饶子和首先是一名中共党员，然后才是一名科学家的坚决性和纯粹性。

这份报告摘录如下：

中科院生化物理所 饶子和

一、 院新时期办院方针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加强原始性科学创新，加强关键技术创新与集成，攀登世界科技高峰，为我国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不断做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创新贡献。”

二、 党委的作用、责任、任务

作用：

所党委在院党组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政治核心和保证监督作用，围绕研究所中心，服务大局，贯彻落实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支持所长依法并根据《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所长负责制条例》行使职权，团结带领广大职工，为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整体事业发展作贡献。

责任：组织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执行上级党组织的决议、决定；保证和监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国家的法律、法规在研究所的贯彻执行。

任务：围绕院、所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支持所长与行政领导集体依法行使职权；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参与研究所重大事项的决策，并积极推动各项决策的组织实施；确保研究所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

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加强研究所党的建设。

领导党支部围绕研究所中心工作开展活动，严格党的组织生活。

领导研究所的精神文明建设，负责思想政治工作。

三、“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与科学技术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与科学技术、先进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先进文化与科学技术、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科学技术、“三个代表”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四、我所党委工作的基本思路

必须不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党委要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要在不影响所里的科研活动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党务活动，要围绕中心，进入中心，服务中心；在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严格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把选拔德才兼备的干部作为党的主要工作来抓；加强干部的监督和廉政建设；加强创新文化建设，建设良好的工作氛围。

五、组织保障

1、 党委作用的发挥：

围绕中心：所发展战略及所长任期目标；

进入中心：宣传党组改革政策，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推动所的改革政策的不断深入；

服务大局：建设民主、宽松、自由、有序的工作氛围。

2、支部作用的发挥：团结广大党员，配合基层各单位中心工作，主动以团队的态势积极应战，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3、 党员作用的发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改革的先锋，科研的骨干，道德的典范，为我所知识创新工程和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六、政策保障

1、院创新战略目标及相关改革政策：创新人才队伍目标；资源优化配置目标；学科发展战略目标；创新贡献目标；三大基地目标。

2、所的创新目标与政策思路：针对当代生命科学领域的重大问题，重点开展结构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科学研究、结构基因组学和脑与认知科学研究等，为解决关系人类健康的重大问题提供新的理论和方法；建立一支以在国内外学术地位和影响力的科学家为核心，以青年学术带头人为骨干，年龄、知识结构合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队伍。最大限度的发挥科研一线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为早出成果、快出成果奠定坚实的基础。

3、坚持党管人才，真正理解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完善人才队伍结构，加速人才队伍建设。

七、制度保障

1、规范、科学的管理要靠制度保障：要坚持依法治所，以德兴所的理念，不断的完善和修订新的适应知识创新工程的新制度，在各项科研管理中做到规范有序，有章可循。

2、公正、公开、公平要制度保障：要经过大家的努力，共同创造平等、公正、公开、规范的办事机制、办事程序，加强制度建设，按照三大条例：

《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所长负责制条例（试行）》、

《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

《中国科学院研究所职工代表大会条例（试行）》，加强监督机制的建设。

八、机制保障

1、 学习型组织与人才的优势：我们必须调整自己的知识体系，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集中自己的竞争优势，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竞争中，寻求自己的合适岗位，不断创新，不断进步。要认识到：个人的贡献与社会的回报是一致的，才能的体现与荣誉、福利的获得是同时的；任何怨天忧人，怀才不遇的思想文化是落后的、颓废的，马列主义是与时俱进的。

2、 观念转变与认识的提高：要不断学习，提高认识，彻底实现观念转变，使自己的思想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要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充满竞争机制。

3、创新文化建设与人文环境的改善：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先进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要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创造平等、公正、公开的办事机制、办事程序，加强民主建设，加强法制建设，在我所建立民主、和谐、宽松、自由、规范、有序的人文环境和文化氛围。

九、措施保障

1、评价与激励：健全和强化人才的激励机制，进一步改革收入与分配体制，提高专门人才的工资薪酬，提供必要的条件和各方面的支持，吸引和聘用海外高级专门人才，让他们有岗位，有课题，有经费，鼓励创新。允许失败，大胆探索，使其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

2、能力与效率：在提高我所整体科研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个人的积极作用，在使用的过程中，更加注重能力培养，使个人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进一步加强管理队伍的建设，大幅度提高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和水平，以此全面提高工作效率。

3、 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对离退休老干部和在职职工关心和爱护，要创造条件解决大家生活、工作上的后顾之忧。在当前竞争激烈、工作压力极大的情况下，更要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以一个健康的心态和身体为党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做出贡献。

4、民主与集中：我们要在党内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过度集中和过度民主都不是我们所允许的。

十、力量的凝聚

1、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进一步凝聚力量：在全所开展“新形象、新风尚、新活力、新贡献”四新活动，提高在职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凝聚力。

2、发挥职代会及工会等群众组织的作用，实现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进一步发挥工会、职代会的参政、议政作用；进一步调查研究，掌握情况，关心困难职工和弱势群体，切实为他们做几件实事；继续丰富职工的文体活动。

指导和帮助所团委健全共青团组织，发挥共青团的作用；健全研究生会。

支持各民主党派组织的工作，发挥其作用。

3、 做好老干部工作，使夕阳更红：重视离退休工作。积极落实中央、院的有关政策，在保证老干部政治和生活待遇的同时，加强感情交流和关怀。建立规范的老干部工作管理程序，所党委每季度与离退休人员沟通一次，使他们了解所情、院情、国情。

这篇文章基本说明了在2008年以前中科院下属的研究所是如何管理的，也就是执行1988年开始的三大条例：《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所长负责制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中国科学院研究所职工代表大会条例（试行）》。2006年，中国科学院颁布《中国科学院章程》。2008年，中科院颁布《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综合管理条例》前三大条例废止。无论是现在已经废止的三大条例还是现行的管理条例，都明确了所长负责制的原则，明确了所长的选人条件：“研究所所长对中国科学院院长负责，由中国科学院任免。副所长经所长授权分管有关工作，对所长负责，由中国科学院任免。研究所法定代表人一般由所长担任。”“所长的选任应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人选的产生一般采用内部推选、竞争性选拔和交流提任等方式。其任职条件是： （一）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带头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践行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价值理念，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科技工作方针政策；”也就是说所长的首要条件是思想政治素质，而不是学术地位和成就。并且明确所长和副所长都是由中科院直接任免的。同时也明确了研究所党委对所长的监督作用，同时也强调了党领导研究所的原则。所以饶子和任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所长是中科院上级部门领导的任命，具体程序是，饶子和一定是党员并参加党委的选举进入党委会成为常委。随后由党委书记向职工代表大会宣布上级部门的任命后正式成为所长。而饶子和的任命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程序：“弃权票0张。符合法定人数，选举结果有效。 吴乐斌同志宣布了选举结果：中共第七届党委委员有七名同志当选，按姓氏笔划排序他们为：仓怀兴、刘力、吴乐斌、饶子和、徐燕南、龚为民、赫荣乔。 第五届纪委委员有五名同志当选，按姓氏笔划排序他们为：陈更道、周忠年、柴树范、蔡燕红、潘峰。”

明白这一组织程序就会明确党领导一切的一贯原则，那么饶子和在1997年回国任职清华大学以及2003年任职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就值得深思了，连同他的出国求学经历一样，一定是组织的安排和决定，并且在执行一件重大的科研任务。1997年，饶子和回国，任职清华大学，2003年，增选为中科院院士，同年初，就任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所长。2003年还有一件大事发生，那就是SARS。而早在2001年，陈新文已经回到武汉病毒所，2002年郭德银和吴建国已经回到武汉大学，这几个人都在等候那场因冠状病毒引起的疫情的发生。于是饶子和和赵永芳之死的交叉关键点出现了，这就是2003年的SARS。

2003年年初，北京爆发SARS冠状病毒疫情。在前面的挖掘中，我们关键的一点是说明陈竺指示胡志红、袁志明启动P4实验室申报计划是在SARS之前，换句话说，几乎所有关键的人物出现在SARS之前本质上是为了P4实验室的出现，那么SRAS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呢？关于SARS的来源无非有两个，一种是源于自然变异而成，一种是人工合成，关于这一点我和相关专家深入讨论过，他们大多数倾向于自然变异产生，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正是这场悄无声息发生而又悄无声息消失的冠状病毒瘟疫，使得这场大家的布局、计划发酵，似乎是一个机会，随着机会的产生，对于冠状病毒的研究到了一个空前的热度，而P4实验室的建设才真正的实施启动，2005年“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也相继成立，完成了人才的一次大聚集。基于此，DT可以判定，这个诡异的SARS机会，一定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人为制造的，否则，沉船计划和病毒基因武器制造计划就不再是一个天大的秘密。原因很简单，如果是一个绝密计划，它在启动时刻的保密效果是最高的，也是最好的，随着计划的执行，参与的人越来愈多，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保密效果就会逐步降低，就会逐步面临泄密的危险。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利用一切手段编织谎言防线来掩盖真相，当然也包括关键时刻的杀人灭口。我们将2003年SARS冠状病毒产生来源、2016年的猪瘟、2019年底的新冠病毒发生后国家科研团队中科院包括军方采取的行动以及出现的关键学者包括国际、国内、港台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奥妙，同时也揭开CCP编织的三道掩藏真相的谎言防线，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终结篇中里专门揭示。在这里，只想提醒大家深思，帮助CCP编织谎言防线的这些组织上的科学家、著名学者、中科院院士会是什么样的决策，除了他们都是组织上的人的身份，在这个计划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具有什么作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明白了这一点，再看看，2003年中科院这次领导主要科研力量战斗疫情的报道就有意思了。DT也相信，离揭开赵永芳之死的真相也不会太遥远了，所以，2003年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彻底暴露了。

在5月12日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四届十二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对中国科学院集中力量进一步抗击“非典”做出了明确指示。

在听取了沈保根副秘书长对学部应对非典所做工作的汇报后，路甬祥院长先向与会的学部主席团成员和顾问通报了中科院近来在抗击非典工作中的部署和取得的重要进展，同时指示下一阶段要集中全院力量打赢防治非典攻坚战。

路院长向与会的主席团成员和李铁映、徐匡迪、张玉台等顾问介绍了中科院为防治“非典”疫情传播所作的部署和前一阶段组织科研攻关的进展。他介绍说，在世界范围内影响30多个国家的SARS疫情，来势凶猛，在我国范围内病死率有从目前的5%上升的趋势，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央领导亲自挂帅，领导全国人民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国科学院急人民所急，想国家所想，从多个层面开展工作，拨出专项经费，组织研制试剂、疫苗和药物的科研攻关，以及在院内开展群防群治等，收到一定效果和进展。路院长总结道，第一，按照中央和北京市的部署，中科院实行“早发现、早隔离、早报告、早治疗”的“四早”措施，工作到位，目前在院机关正式职工中还没有出现集群性的发病现象，仅有的几例患者是下属企业工厂或家属。第二，组织全院尤其是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力量开展科研攻关，与疾病控制中心和高校合作，在寻找病毒来源方面进行了艰苦努力。北京基因组研究所与军事医学科学院合作，完成了4组SARS病毒的基因测序，测序结果发现了变异行为，目前正在增加样本，寻找病毒变异的规律。紧急开发了酶联试剂盒和PCR抗原测试两种病毒检测方法，实现了早期判断确诊，很快就能批量供应。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微生物所和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在加紧研制疫苗和有效药物。上海有机所、药物所和昆明动物所在对现有的数百种化合物药物进行筛选的基础上寻找抗病毒药物。此外，一些旨在开发有效药物的长期研究工作也已经启动。第三，改造有关实验室，启动有关防治病毒的基础性研究工作。病毒所原本只针对人类以外的病毒进行研究，面对SARS病毒对人类的危害，紧急改造建成P3实验室，启动P4实验室改造计划，引入活病毒进行实验，为认识和防治SARS病毒做长期艰苦工作准备了条件。同时，昆明动物所和上海的研究机构与军事医学科学院一道，在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支持下，组织建立高等动物研究中心，利用灵长目动物进行病毒学实验。动物所自筹资金，在广东进行查找病原体来源的研究。第四，应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等信息技术，对SARS病例传播的空间时间分布进行监测，了解其发展态势，为决策提供参考，地理所和遥感所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大的进展。以郭雷院士领导的小组为主要力量的系统科学研究院，应用他们原来从事农业生产预测的基础，建立有关数学和统计学模型，对病例分布和传播情况进行预测预报，达到了很高的精度，已经在为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提供依据。在防治“非典”联合科研攻关工作中，为减少人员往来，连接京、沪、汉三地的视频电话会议系统在中科院已经开通，为远程合作科研创造了条件。上海技物所研制了测温精度高、速度快的红外测温仪，并已投入使用。低温中心正在开发安全的空调系统。特定用途的抗病毒纳米材料也在研制中。

在肯定前一阶段工作成绩的基础上，路院长对全院进一步集中力量防治“非典”做了明确的指示，第一，继续发挥中科院和院士群体在防治非典科研工作中的作用，已有一批院士投入到攻关和研制的第一线，田波院士在加紧研制一种新药，郭雷院士已建立了宏观预测预报模型。第二，院士群体还要做好舆论宣传工作，一方面通过媒体做好面向公众的科普宣传，通过人类抗击疫病取得胜利的历史，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树立全社会依靠科技战胜“非典”的信心，鼓舞大家的士气，另一方面为政府决策做好咨询，比如陈竺等22位院士所提出的建议方案受到决策层的高度重视。第三，院士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要加强自我保护，维持好个人、家庭和工作场地的卫生状况，学部联办要对院士们的健康负起责任，关心院士们的生活和工作。

路院长强调进一步改革发展思路，调整生命科学领域布局，计划在广州与广东省合建研究所，对热带亚热带资源和疾病进行研究，通过此次抗击“非典”的战斗来遴选核心研究力量。他还指出，在目前不宜出差开会的时期，多发挥分院和研究所自身的作用，利用这段时间，抓紧学习，争取在学习十六大精神、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精神实质和战略学习上有所进步，思考下一步的改革发展之路，等到防治SARS的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用经过学习和思考后的战略思路指导我们以后的工作，将SARS危害的“坏事”变成我们能抽出专门时间认真学习思考的“好事”，有条件的应用电视电话会议加强信息交流。

路院长与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徐匡迪院长一致认为，在人口密度大、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提高的当今社会，中科院、工程院、社科院这“三院”要加强合作，开展应对灾害和危机的研究。

这篇报道我们在第四篇文章中出示过，为了解读方便，我们再次摘录内容，整理以下表格：

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的这篇汇报文章，几乎把围绕P4实验室的全部布局暴露出来，同时也揭示了整个生化武器研究布局的始作俑者，也就是的第一层的人，当然第一层背后的真正的大老板也就显示了出来，甚至包括今后的发展布局都表述了出来，当然第C表格中的P4实验室是DT添加的，因为路甬祥也清楚，P4实验室的建设真的和SARS无关，所以在文章中仅仅提了一句改造P4实验室计划。当然你在这张表格里找不到饶子和的名字，不要着急，先让子弹飞一会儿，饶子和不出现在这里，更加证明了DT的判断，他是一个关键人物，也是第一层的人。好，让我们解读这三张表格：

A:这场表面上看针对SARS冠状病毒的布局直接的指挥者是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他负责汇报的是担任顾问的李铁映、徐匡迪、张玉台，注意这三人的当时的职务：李铁映—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徐匡迪—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张玉台—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如果加上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也就是说中国社科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长中国科协党组主席、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院长都在关心并且参与这个布局，这也证明了绝对不是抗击一个冠状病毒那么简单，几乎动用整个国家的科研组织和科研力量。所以这是国家的一项重大的决策和战略部署，只不过它的真实面目被抗击疫情所掩盖了，而后面的故事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所有的研究活动中，对于冠状病毒的预防和真正的疫苗解药的贡献几乎为零，即使在2006年还小规模的爆发过SARS，而在2016年爆发了猪瘟冠状病毒，而在17年后全球爆发了新发冠状病毒疫情。只有一个解释，可以说明这个结果，那就是这位所代表的组织集团在以国家的名义在研制生物化学武器。所以，第一层背后的大老板终于出现了，最终布局的设计者也终于出现了。

B 从这张表格中，我们明白完成这个布局的参与单位的组织架构：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三大集团：制作病毒团队、制造解药团队、和传播团队（当然不是真正的实施团队，是一种研究探索传播的模式、效果）。并且从病毒的采集毒株、基因测序、毒株分离、寻找自然宿主、动物实验、传播数据采集、传播数据模型分析、遥感卫星监控等方面都做了明确的分工，所以，DT的感觉不是面对突发疫情的研究，而是一种实战的操练，各个单位和部门以及人员早已准备到位，就等疫情的发生。

C 这才是布局的真实目的，如果他们要执行那个绝密计划，就必须假借SARS的名义做这些事情，于是《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立，《复杂系统研究中心》的提前设立合情合理；《以非典型肺炎(SARS)防治为切入点，构筑预防医学体系，全面加强我国医学科学研究》的报告受到国家的重视；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的设立，也正是这样，第一层的人全部显现出来，郭雷院士、陈竺院士、饶子和院士、田波院士。而他们背后的大老板就是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江绵恒。

再说明饶子和一定是很重要的人之前，我们还有两个基础的工作要做：1、说一说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事情，在路甬祥做报告时，这个单位是不存在的，因为相关的组织机构批复是在当年9月份才获得批复。而陆院长的报告这个名字时预先称北京基因组研究所也就暴露了成立这个研究所也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作为邀功向领导汇报。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以下简称“基因组所”）成立于2003年11月。2007年10月，基因组所迁至临时所址，2013年1月，迁至中国科学院奥运村科技园区内的永久所址。现任所长为薛勇彪研究员。 当时它的真实名字叫“中科院遗传所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成立于1998年8月，地址位于朝阳区安定门外大屯路乙5号。中科院遗传研究所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在1999年7月8日代表中国申请加入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HGP）”协作组，成为继美、英、日、德、法之后第六个成员国，参与该计划的实施。所以通常被称为“北方中心”。

1999年7月14日，“中科院遗传研究所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的主要负责人与民营企业家合作成立了由个人出资的股份制企业：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华大基因”）。“中科院遗传研究所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主要骨干迁至“华大基因”所在的北京空港工业区B区与“华大基因”合署办公。双方合作开展“人类基因组计划”和“中国杂交水稻基因组计划”等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中科院遗传研究所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曾对外使用“中国科学院基因组信息学中心”名称。

2002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计划委员会批复同意依托“华大基因”，由发改委、中国科学院和“华大基因”共同出资建设“国家生物信息工程中心”，由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代表国家和科学院行使出资人权利（基因组所成立后，该出资人权利由基因组所承接）。该“工程中心”于2008年通过资产清算后撤消。

2003年11月28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复同意成立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究所在“中科院遗传研究所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的基础上并整合部分“华大基因”员工组建而成，所址位于北京空港工业区B区。2007年10月22日，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迁至朝阳区北土城西路7号G座临时所址。2013年1月10日，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迁至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一号院，中国科学院奥运科技园区1-7，永久所址。

1998年，中国南方基因组中心成立，它的全称是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第一任主任，陈竺。我们来看看南方组的简介：

20世纪90年代初, 以完成人类基因组全序列测定和注释为核心任务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由美国科学家发起并在全球共同开展。同时在中国，在老一辈科学家吴旻院士等的推动下，由中国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CHGP)的第一个重大项目“中华民族基因组遗传结构及遗传变异研究”于1994年获得立项。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中华民族不仅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2%，而且是一个多民族的群体。我国丰富的人类遗传资源是研究人类基因组多样性、人类进化和人类疾病相关基因的宝贵材料。根据国际发展趋势，我国的HGP从功能基因组的角度切入，进行基因组多样性和疾病基因研究，不但取得令人振奋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中国加入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行列，全面启动中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

在这样的科学背景和历史背景下，1997年7月，谈家桢院士上书中央，呼吁保护我国遗传资源，建议成立中国基因组研究中心，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江泽民总书记亲自批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我们得珍惜我们的基因资源”。

1998年3月4日, 由国家科技部、上海市政府、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和上海地区六家研究机构组建的“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注册成立，隶属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心的组建单位包括科技部中国生物工程开发中心、上海新药研究开发中心、浦东科技创业投资公司、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复旦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瑞金医院）、上海市肿瘤研究所、上海第一医科大学、第二军医大学和张江（集团）有限公司等。1998年10月29日, 中心被正式命名为“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简称南方中心)，成为在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落户的首个国家级研究中心。2005年1月，中心获国家科技部批准成为2004年新建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暨上海市疾病与健康基因组学重点实验室）。2011年8月，中心成为上海科学院直属事业单位。

中心由陈竺院士任中心主任（1998年至2016年）。2002年起，由赵国屏院士兼任中心执行主任。2016年起，黄薇研究员继任中心主任。也就是说2002年，陈竺调任中科院任副院长之后，一直至2016年一直是这个中心的主任。

这个中心是谈家桢亲自上书中央，时任江泽民总书记亲自批示建立的。 从这两点上看，陈竺与江家的关系非同一般。

从饶子和的一段讲述中，我们也清楚了这两个基因组的一些关系和情况：

刘：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已经完成，有专家认为现在到了让结构生物学家解决蛋白质组学问题的时候，美日研究机构这方面都得到了大量的资金支持，您认为中国研究机构可以在做什么工作？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和机遇？

饶：中国有特定的环境：中国的分子生物学家、基因组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把基因组测序完成了，他们的贡献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我们的进一步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现代科学不同领域科学家要相互合作，我提出以基因组为基础，开展蛋白质科学研究，大家一起合作。

刘：谈到基因组的问题，科学院刚刚成立基因组研究所，杨焕明是所长，他曾经主持1％人类基因组测序，当时国家主席发了贺电。有人质疑人类基因组测序拿的是现成的设备，没有难度。北大也在测水稻基因组，请海淀走读大学大专生来测，认为杨把自己炒作成了民族英雄，他试图造成一种误解，如果不去测，我们就拿不到这些信息。有人指出，这个东西国际是共享的。您怎么看国内这些现实？

饶：杨焕明是一个很有Vision的科学家。 国内，除"华大"以外还有南方中心和北方中心等一批基因组中心做得也非常杰出。搞科学最忌讳贬低别人。基因组测序，在国际上开始很难，技术成熟后，变得简单多了，但是谁有这个vision来组建一个大的团队，来完成这项大科学工程？这需要能力、组织，1％确确实实是增加了影响，确确实实他们（做得很好）。做完人类基因组之后，平台建起来了，水稻可以做了，猪也可以做了。日本人做了很多年水稻，听说焕明、于军和汪健他们两个月就把日本人"打败"了。

该饶子和登场了，奥妙就在这里：也就是《以非典型肺炎(SARS)防治为切入点，构筑预防医学体系，全面加强我国医学科学研究》的报告。

2003年4月22日，陈竺等22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向国务院提交了《以非典型肺炎(SARS)防治为切入点，构筑预防医学体系，全面加强我国医学科学研究》的报告。该报告对当前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研究、构筑我国预防医学体系、建设强大的国家医学科学创新体系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国务院领导同志对该报告作了重要批示。(新华社图)

编者按 4月22日，陈竺等22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向国务院提交了《以非典型肺炎(SARS)防治为切入点，构筑预防医学体系，全面加强我国医学科学研究》的报告。该报告对当前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研究、构筑我国预防医学体系、建设强大的国家医学科学创新体系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国务院领导同志对该报告作了重要批示。现将该报告全文刊登如下。

一、关于当前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研究

1.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制定的对非典型肺炎国际上称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简称SARS的防治措施是完全正确、非常及时的。当前，重点应是普及预防知识、加强对病情的监测和公示、加强控制和治疗措施、对患者和疑似病例尽早发现、隔离和治疗，降低死亡率；另一方面，必须及时开展对SARS的病原学以及预防、诊断和治疗的进一步研究，从源头上控制疫病的发生和传播。

2.病原体鉴定是SARS预防、诊断和治疗的关键。2003年3月下旬以来，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加拿大、德国、法国、美国的研究机构和学者等先后报告该病由一种新的冠状病毒Coronavirus，一种单链RNA病毒引起。我国学者从SARS一开始即十分重视对病原体的研究。国际上的竞争主要在对病毒的分离、基因组测序和检测方法的建立方面。香港学者于4月8日在《柳叶刀》Lancet杂志报告了SARS及其病原的研究论文。4月10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 Eng J Med发表了有关SARS和冠状病毒关系的两篇论文，一篇由美国国家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联合香港、台北和泰国学者发表，另一篇则为德、法、荷联合研究小组报告。4月13日，加拿大的一个研究机构BCCA基因组科学中心、BC省疾病控制中心和加拿大国立微生物学实验室首次公布了此新型冠状病毒的29，736碱基的全基因组序列Tor2株，美国NCBI公共数据库登录号：NC.O04718。一天后，美国的CDC亦获得了该病毒的29，727碱基的序列，并在美CDC网站上予以公布。我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与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筹)的科技人员夜以继日地奋战，仅用两天多的时间完成了源自我国患者的SARS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的测定，并于4月16日联合发布了实验结果；至今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已经完成来自广州和北京患者样品中分离出的6株病毒株全序列基因序列测定，广东来源的两株与加拿大和香港发布的相近，北京的四株与广东的有一定差异。对基因组序列的初步分析表明，该病毒至少含有5个开放阅读框，分别编码病毒的基质糖蛋白M、纤突蛋白E2或S、小外壳蛋白E或SM、核衣壳蛋白nuckeocapsid protein和一个可产生数个蛋白的orfkab。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最终确认了该冠状病毒变种为SARS的病原。

3.虽然SARS的主要病原已得到鉴定，但仍有大量重要的问题有待回答，如：SARS病毒起源于自然界的何种生物﹖该病毒与人体的相互作用机制如病毒-细胞受体相互作用及病毒在人体细胞内的增殖等及致病机理是什么﹖是否有其它合作致病因子co-factor参与致病﹖人体对该病毒的免疫机理是什么﹖如何发展特异性诊断标志﹖如何发展针对该病毒的疫苗和药物﹖临床上如何发展更为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些都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工作。

4.国家决定由卫生部来统一协调对SARS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由于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力量分布于不同部门和机构，目前急需根据国务院对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会议的精神，打破部门界限，组织卫生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科技部、中国科学院、总后卫生部军事医学科学院及研究型大学和重点医学院校等力量联合攻关。对突发性传染病病原体的分离、鉴定及其致病机理、免疫机理的研究是一项关乎全球人类公共卫生、具有重要社会公益性的研究，同时也充满着国际竞争。我国学术界必须以人民和国家利益为重，摒弃部门观念，迅速形成一支SARS研究的国家队。

5.为了保证上述研究工作的需要，建议国家和有关部门紧急安排一部分经费组成一个大的联合项目，全力支持由国家有关部门统一协调、包括各科技战略方面军在内的我国SARS国家队开展相关研究。科技部已与卫生部联合启动了“非典型肺炎防治紧急科技行动”研究计划，中科院根据路甬祥院长的指示已启动了SARS相关研究的紧急行动计划，并将与卫生部、总后卫生部的研究部门联手协作。但是，对于我国突发性疾病防治的中长期研究还需要可持续发展的强有力机制。

二、构筑预防医学体系是当前我国医学科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国家决定加大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的建设投资十分必要。事实上，预防为主一直是我国卫生工作的重要方针。预防医学不仅是传染性疾病控制的核心环节，而且对于非传染性的各种人类疾病均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预防是最有效、也是最经济的疾病控制方法。我国古代医学就有“上工医未病”即高明的医生能够在疾病出现之前就对之治疗的论述。在这一方面，科学和技术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预防医学包括了对疾病病因生物、物理、化学等多种环境因素、流行病学包括群体流行病学和分子流行病学等、疾病预防和控制包括对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接种和公共性控制措施，对营养缺乏性疾病的营养素补充，对预防各种慢性疾病采取的重大措施如健康生活方式的宣教和进行必要的生活方式干预，对重大疾病高危人群的识别和适宜的预防措施等等。但多年来，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支持，造成一些机构的工作重心转向，学科萎缩、人才流失、研究力量分散等情况十分严重。

建议：在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体系建设中，要加强有关科技体系的构建。一方面，发挥我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发挥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国家科研机构的力量。最近，中国科学院在国家支持下，将以武汉病毒所、北京微生物所和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为依托，建立针对新生疾病的研究单元和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这些平台可同时兼顾对突发性传染病和生物恐怖防范的研究，是一个国家的健康安全和生物安全所必备的基础设施。当然，这些平台既应对相关研究部门开放，又要建立十分严格的管理机制。

三、建设强大的国家医学科学创新体系是保障我国人民健康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举措

卫生保健不仅是重大社会需求，也是现代经济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保健市场约占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1/4—1/3，占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20%。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人类社会对其自身价值和生活质量的重视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为保障和不断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各发达国家均有国家层面的医学研究资助渠道。美国的国立健康研究院NIH2002年的拨款为273.35亿美元，占当年美国政府科研拨款总额1117.56亿美元的24.5%，仅次于对国防的拨款545.44亿美元，48.8%。NIH并不只是一个研究机构，而更重要的是一个资助渠道。NIH在其研究所内部的拨款Intramurak一般为总经费的百分之十几，而80%以上的经费是通过竞争渠道支持各个大学、医学研究中心和机构的医学研究Extramurak。但NIH负责整个计划的指导和规划。行使国家医学体系的职能，英国、加拿大等有医学研究理事会MRC，法国有国立健康和医学研究院INSERM和巴斯德研究院，均得到政府的巨额资助。我国至今未设立国家层面的医学研究专门机构和资助渠道。虽然“863”计划、“973”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均有关于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的资助渠道，但其中只有很有限的部分用于严格意义上的医学研究，其力度远远不能满足一个13亿人口大国防病治病研究的需要。

因此，我国急需将医学科学的研究放到国计民生的高度加以重视，作为国家创新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建议：我国应成立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院或国家医学研究理事会这样一种专门的医学研究资助机制。这个机制应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依托的研究机构，一部分是通过竞争途径向全国从事医学研究的大学和机构开放。建立这样一种机制，是基于国家宏观战略的考虑，是超脱部门利益的。因为，只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在国家层面具有权威性的机制，才有可能对我国基础和临床医学研究进行系统、全面的规划和开展前瞻性、战略性的布局，而不至于处于各自为战、重复建设、甚至于无序竞争的状态。鉴于我国的国情，应十分注意发挥各个部门、方面的积极性，形成集中、联合、开放的医学研究体系，由今后国家对科技研究的增量投入中予以支持。建议在我国各部门的核心医学和健康研究力量之间建立战略联盟，形成我国国立医学研究资助机制的研究基地相当于NIH的Intramurak部分，统一规划，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定期进行评估和必要的调整；同时开辟竞争性资助渠道，对全国范围的医学研究院校和机构进行择优支持相当于NIH的Extramurak部分。

建议将上述机制包括预防医学体系的建设纳入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并作为其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放到与国防、民用高技术、基础科学研究等并列的高度予以重视和支持。

22位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竺、陈宜瑜、陈可冀、强伯勤、韩启德、鞠躬、吴祖泽、孙曼霁、姚开泰、王世真、薛社普、曾毅、陆士新、毛江森、陈慰峰、陈中伟、贺福初、金国章、沈自尹、韩济生、吴旻、吴孟超

时隔17年后，我们再次阅读这22位院士的上书仍然会感觉到当时他们自己身上那种“救黎民于瘟疫”的“正义之气”，但是，更多的是对编织的谎言的恐惧。有了这份分量极重的上书，于是，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紧急批示，于是，江泽民总书记提出并发起的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全面启动，而这个工程的总负责人表面上是路甬祥，实际上是江绵恒。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只不过假以SARS之名，假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很多人或许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这是因为不够了解这个组织做事的程序和方法，它的本质是魔鬼，但是一定要打扮成慈祥的圣诞老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欺骗，当然不止欺骗善良的中国人民，更是为了欺骗天真和善良的美国人民。

可以这样说，“知识创新工程”是沉船计划的一部分，通过这个工程不仅仅将国家的主体科研力量和科研体系全面完成国有化（这个时候朱镕基正在进行国企私有化改革）进而完成高度私有化、工具化，而且通过这种隐藏的高度私有化完成抢钱、续命（长生不老）保命的目的，而“知识创新工程”的最终核心一定会是这个“构建强大的医疗防护体系”，当然，不是医疗防护，我们可以修正为“强大的基因武器防护体系”，必要的时候可以和核导弹一起对美国进行威胁，发动对美国的终极战争，可以这样说，如果说2020年的新冠疫情就是CCP发起的一场针对美国的生化战争的话，那么这场战争的准备从SARS开始。

而在SARS之前已经规划的P4实验室终于出现在这份上书中，从法国获取合作，从美国挖掘人才窃取技术都变得合情合理，而饶子和领导的蛋白质研究和结构基因组也开始扬帆远航，因为这也是这个基因武器防护体系的主要部分之一。

我们再把“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的大神们请出来，来继续深入解读这个核心“强大的基因武器防护体系”。

我们在上一张表格的基础上演变下面这三张表格，第一张，列出地理位置，第二张列出主要的学术和专业领域；第三张列出单位所拥有的实验室。

当我们把这三张表格出示的时候，饶子和和赵永芳之死之间的联系应该可以解开了：如果赵永芳不是意外死亡（如过劳死）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她在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研究时无意中知道了自己所研究内容与冠状病毒基因武器研制相关而试图揭开这个秘密而遭到灭口的，也就是说她试图做李文亮那样的一个吹哨人，但是因为这是核心机密，而遭到灭口。

这三张表格也揭示了针对美国的新冠病毒武器的研发过程就是我们在前面揭示的三个时间点的真正意义，也揭示出谁是真正的P4实验室也就是病毒的展控者，谁是病毒的研制者，谁是病毒的使用者，谁是病毒的传播者，这一切我们将在终结篇中揭开。

在这张表格里，有一个极其关键的人物我们在前面文章里写错了她的工作单位，这是故意的，在这里修正了。这个人就是王红阳院士。

3郭德银的爆料

在郭德银的那篇回忆导师田波的文章里，还提到另外几个人，高福、张林琦、陈志伟和姜世勃。奇怪的是，所有郭德银提到的人都与冠状病毒有关。

我们先看看高福：

• 1979年高考，高福报考了太原理工大学。尽管成绩超过录取线，但校方以近视眼为由拒绝录取。高福随后被调剂到山西农业大学兽医学专业。
• 高福1983年获山西农业大学兽医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北京农业大学微生物学与动物传染病学硕士学位，随后留校任教。
• 1991年赴英国留学，1994年获牛津大学生物化学（分子病毒学）博士学位。之后先后在卡尔加里大学、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跟随约翰·贝尔、安德鲁·麦克迈克尔、唐·怀利、史蒂芬·哈里森等人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1年起在牛津大学任教，担任博士生导师。
• 2004年入选“百人计划”，由中国科学院直接从国外公开招聘为微生物研究所所长（2004-2008年）。
• 之后在中科院先后担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2008年至今）、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2008年至今）
• 中国科学院大学存济医学院院长（2015年至今）。
• 201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院士。
• 此外还担任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除基础科学研究外，高福的关注领域还扩展至公共卫生政策与全球卫生策略。2011年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2017年8月任主任。此外，高福还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全委会常委，是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这个人很牛！所有说高福因为新冠病毒担当责任而免职的都一定是谣言，因为他的背景太深了。关于高福的挖掘，我们先预告一下，那是“P4实验室第二季外传 高福”中的内容，在这里只是剧透一下：

高福的夫人，铁凝，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科技大学目前收到的校友捐款中最多的一笔就是高福和夫人铁凝捐赠的，1000万，当然高福可以说这是夫人的稿费。

高福的父亲叫高存喜，约出生于1934年至1935年，是一个遗腹子，仅读过四年小学。母亲杨桂莲1942年生于山西省应县杏寨乡辛坊村的一户农家，幼年丧父，她的母亲后来染上重病，杨桂莲早早辍学，在家中照顾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有报道称，杨桂莲不认识自己的名字。1957年，高存喜同杨桂莲结婚。高存喜从事木匠工作，杨桂莲务农。杨桂莲在2018年4月病逝。

高福是家中长子。次子名叫高禄。三子高山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在苏州大学任教。四子高峰也有博士学位，为四川大学副教授。高存喜夫妇的大女儿名叫高平。二女儿也在北京。

我们只说说这个高山，牛津大学医学肿瘤学博士，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江苏省“6大人才高峰”入选者。现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医学检验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和生物标志物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理事（2015-2020）。他是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而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你可以理解为长春光机所在苏州的分部，是由中科院党组决定决定由长春光机所负责筹建和管理运行的，在正式挂牌之前。长春光机所——知识创新工程的源头，知识创新工程的先期试点单位。江泽民曾经亲自视察并为长春光机所题词“创新发展，续绘新篇”。

还有一点注意的是，高福任职的中科院微生物所正是田波院士所在的单位。

张林琦

• 2007- 至今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北京协和医学院兼职教授， 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全球健康与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
• 2013-2016 清华大学医学院副院长
• 2011-2013 清华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系主任
• 1997-2007 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助理教授和副教授
• 1993-1997 美国纽约大学博士后
• 1988-1993 英国爱丁堡大学分子遗传学系博士，博士后
• 1981-1985 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学士

注意，这个人也出现在“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名单中。

陈志伟

这个陈志伟当然不是指那个影星陈志伟而是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艾滋病研究所所长陈志伟。

陈志伟教授于1985年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原西北农业大学）兽医系，先后在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和美国洛克菲勒大学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从事科学研究。

分别于1993和1996年获得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硕士学位和纽约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Ph.D.）。在1996年到2002年期间，在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完成了博士后研究。

2007年回国创建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艾滋病研究所，并首任所长, 现为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终身教授。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陈志伟和高福是大学校友，均毕业于西北农业大学兽医系，一个是83届，一个是85届，真正的师兄弟。

姜世勃

姜世勃毕业于第一和第四军医大学并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87年在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大学进修学习和博士后训练，1990年进入纽约血液中心Lindsley F. Kimball研究所先后担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和研究室主任。

曾是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广州第一军医大学、西安第四军医大学、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客座教授, 中国科学院的海外评审专家、清华大学的高级访问学者、上海计划生育研究所的特聘顾问、南方医科大学抗病毒中心荣誉主任和特聘教授。

2010年10月姜世勃教授回国担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医学分子病毒学教育部/卫生部重点实验室教授、病毒免疫课题组组长、病原微生物研究所所长 。

郭德银提到的这三个人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所有的人都在新冠病毒爆发后先后发声了，高福、张林琦、陈志伟、姜世勃先后发声：

他们都是一个论点并告诉你一个信息：就是CCP病毒的解药疫苗要出来的了！这是赤裸裸的谎言。

请听下回分解。

编辑：【喜马拉雅战鹰团】